声音 | 郭熙：新时代的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
新时代的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
郭 熙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 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
郭熙，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战略研究》执行主编。曾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及华文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曾获“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中国语文》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中国社会语言学》等著作，主编《华文教学概论》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汉语语法、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海外华语与华文教育。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 19ZDA31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 19AYY003)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 KYＲ170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提 要
海外华文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人才，保留和发展了海外的中华文化，积累了祖语传承的丰富经验。海外华文教育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华文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国家急需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其重要功能。要在新时代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就要在现实的基础上，重视华文教育智库建设，让华文教育回归本原，重启海外侨民的国民教育，及时调整国际中文教育的策略，发挥海外华文教育在国际中文国际教育中的桥梁辐射作用，重视海外方言的保护和利用等。关键词
新时代；海外华文教育；国家语言能力提升
背 景
2014年6月6日，习近平在会见第7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这就是著名的“根”“魂”“梦”论。他还说：“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全世界华人无论在哪里都在努力守护中华文化的根，传承中华文化的魂。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中都感受到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渴望。如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未来海外华文教育必将发生重要的变化。“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李宇明，2018）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肩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重任的海外华文教育，理所当然地应参与到“铺路”行动中来。海外华文教育具有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功能。
（一）华文教育的历史贡献
为了加深对海外华文教育功能的认识，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海外华文教育的历史贡献。通常所说的海外华文教育指的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母语或祖语教育。这个定义说明了华文教育的对象和性质。尽管华侨华人是不同的概念，但人们常常简单地把二者归为同一群体（郭熙，2012）。
海外华人有三大力量。第一是华人社团。华人社团有大有小，从商会到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都包括在内。这是一个拥有很大力量的团体。第二个力量是华校，多由华人自己出资兴办，属公益或非营利性质，也会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帮助。第三是华文媒体。海外华人社会靠华文教育传承自己的语言文化，通过华文媒体传输华人社区的活动信息。华人社团是海外华文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华文教育是华文媒体的基础，它保证了华文媒体受众的接力，而华文媒体也是华文教育的一支生力军。从历史上来看，华文教育有几个突出贡献。
一是在海外保存了优秀的中华文化。当今世界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华语，看到汉字，看到各种各样的华文景观; 有的地方还有华人的戏曲、华人的歌曲和影视等。
二是培养了一批批热爱祖（籍）国、热爱中华文化的人才。就近现代的中国革命来说，海外的革命者和支持者都接受了华文教育。远的不说，从那么多人参与抗战、回国抗战甚至献出生命，到20世纪50年代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看出华文教育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华文教育，今天的海外华人社会跟中国的各种联系就会少了很多。
三是促进了民间外交。当地华侨华人熟悉当地社会，又通过华文教育等对祖( 籍) 国有更深的了解，因此很容易起到国家联系中的桥梁作用，这方面过去已经有不少美谈，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些华人精英和学者及时跟当地政府沟通，推动各种各样的研究和联系。
四是积累了丰富的祖语传承经验。有史料可考的最早的海外华校有300 多年的历史，华人也一代又一代地繁衍变化，但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传承的成功，已经打破了学术界的一些定律，例如，马来西亚华人就打破了费希曼关于移民社会三代之间就会转换语言的预言（王晓梅，2007）。这对新时代海外华语的传承会有积极的影响。华人的祖语传承将会丰富语言传承理论，为世界多元语言保持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二）海外华文教育的现状
目前全球华侨华人大约 6000万，华校2万多所，华文教师10多万人，学生数百万。华校是华文教育的基本盘。此外，海外还有华文媒体800多家，主要是平面媒体，目前网络媒体也有较大的发展。可惜的是，很久以来，海外华文媒体在华文教育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历史不同，各地华校情况也各异。就体制来说，有的是全日制，有的是半日制，有的是周末班，上课时间也各不相同。下面是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例子。
加拿大蒙特利尔中华学校：12年制，每周2小时。
美国旧金山南侨学校：每周5天，每天3小时。
瑞士日内瓦中文学校：每周5天，每天2小时。
荷兰丹华中文学校：周六上课，4小时。
意大利中文学校：周一至周五，每天2小时；周六、周日每天3小时。
阿根廷：两种课程，一种是上午西班牙语，下午中文三节课的双语学校；一种是周末一天5节课的中文学校。
巴拿马：周六、周日各3小时（中华工商会中文学校）。
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学校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周末授课（周六或周日，学生自选）；二是平时课后授课，派老师去学生所在的日校授课（日校提供教室）。这两种方式都必须保证每周三小时。
由此可以看出，海外华人教育基本上是零散办学状态，情况相当复杂。郭熙（2013）、郭熙和王文豪（2018）曾经对海外华文教育参与者广泛、发展不平衡、办学模式多样等特点进行过分析。近年来，又发生一些新情况。
一是传统华校转型。例如，华文学习热潮重启的印尼出现的“三语学校”，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华校。与此相关，“三语”学习趋势明显: 原来华裔在所在地学习当地主流社会语言，现在还要学习华语和英语。除了英语国家和地区以外，大多华裔学习者都是“三语生”。这些学生可以说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可利用的资源。怎么适应这批“三语生”的实际情况，促使我们对华文教育目标进行新的思考。
二是学习者呈低龄化趋势。海外华校原来多起步于学龄阶段，现在越来越多始于学前，而学龄阶段的学生则正在向族群外延伸。就华裔祖语生来说，虽说起步早，但持续性差，中止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如何做好持续性应对，需要更多的研究。同时，由于以往的教学资源多为汉语作为成人第二语言教学所配置，随着低龄化学习者的增加，各级各类学校如何做好后续语言教育，需要及早筹划。
三是学习动机差异化。传统华校以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为目的，学习者家庭态度起着重要作用。家长拥有孩子的语言选择权。国家不同，动机强弱会有不同。新加坡70%以上是华人，但是那里的华人学习动机反倒不强，而印尼、缅甸华人学华语的动机则比较强。尽管教学条件差，缺乏教学设施，例如缅甸不少课堂设在棚子里，但他们早上6: 00 起来先上华校，8：30再到政府学校上课，风雨无阻，让人感动。
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也因国而异。有的国家有很强的危机感，如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也有的国家，如缅甸，觉得形势很好，正在迎来华文教育的春天。欧洲因为新一代移民多，而且重视华文教育，水平普遍有提升；北美的情况则是在分化；拉美华人社会忧虑的则是下一代不学习当地主流社会语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界对海外的华文教育非常重视，支持海外评选了300多所示范学校，在国内也设立了50多个国家级华文教育基地，国内民办华文学院也已开办，另外还有寻根之旅、中华文化大乐园等游教结合的活动都做得很多。人们力图通过华文教育使海外的下一代掌握母语，以促进各地华人的沟通和联系。这种定位下的华文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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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教育功能的再认识
交际功能是语言最根本的功能，因此以往对华文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从沟通交际的角度来认识的。当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海外华人社会的华语交际也是有层次的， 应区别对待（冯胜利，2014；郭熙、王文豪，2018）。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且其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因此，华文教育本身又是一种文化传承教育，具有建构身份认同的功能。人们普遍认识到海外华文教育是中华语言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还形象地说它是“留根工程”。祝晓宏、周同燕（2017）特别提出，华语作为身份标记和经济文化资源，强调要研究其认同价值乃至战略资源价值。这把对海外华语研究意义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问题，讨论不断深入。李宇明 （2011）、戴曼纯（2011）、魏晖（2015）、赵世举（2015）、文秋芳（2016）等的认识各有侧重点，但对语言沟通能力的认识是共同的。李宇明（2014）专门论述了语言文化职能规划，文秋芳（2016）就语言能力的内涵和评价指标进行了专门讨论。在我们看来，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在与语言相关事务或问题上的综合处置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外华文教育及其能力既是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独特的、重要的路径。新时代的海外华文教育应该从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的角度来进一步认识。
（一）海外华文教育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
赵世举（2015）、陆俭明（2016）、文秋芳（2016）等在讨论国家语言能力时，尽管表述不同，但都谈到国家能力包括中文走向世界的能力，陆俭明( 2016) 则还提及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家语言教育能力。华文教育能力正是中文走向世界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华文教育能力的强弱决定了海外华侨华人的个人和群体语言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海外华文教育能力体现为一种侨民母语、华人母语或祖语传承教育的综合能力。就华侨华人内部来说，是“留根铸魂”，对外来说是“搭桥铺路”。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构建人类共命运共同体，都需要语言铺路，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华文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贡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交际工具功能是语言教学中必须体现的（郭熙，2015），但华文教育显然不能只停留在语言交际上。中华文化传承本身就是国家语言能力的表现。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包括我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包括海外华人把中国文化跟当地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华人社会文化。
中国是人情社会，讲人情是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这种人情文化也带到了海外华人社会。事实上，国际关系也需要“人脉”。上面说到华人的民间外交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海外华人去讲中国故事，他们会知道什么方式适合，这有利于精准传输。华人可以跟当地企业、政府、社会的方方面面取得联系，成为不同社会沟通的“多通管”。赵世举（2016）谈到孔子学院建设时说，要入境随俗，积极融入，协调好各种关系，争取广泛支持，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落地生根; 要创新方式、多管齐下，搭车前行、多讲故事、善用载体、借助科技等。这些跟我们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只不过我们更强调通过华人来做这些事。通过成功的华文教育，下好当地华人社会这盘棋，事情会好办许多。这应该是华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定位。200多位70岁以上的受访对象基本上都谈及华文教育的这种功能: 他们对中国、对中华文化的情感都是母语教育带来的，关键时刻都是华人走在前面。
华文教育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方面评价。
一是传承群体和实际效果。海外华文教育的目标是让海外华人的下一代把根留住，因此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指标。当然，“留根”是最基本的目标，未来更需要的是让这个“根”发芽、出土、成长、开花、结果。
二是传承规模和辐射能力。开展传承的规模大，就显示传承能力强；能够辐射到族群外，就更强；反之，规模小，缺乏辐射力，就体现为弱。这跟中国发展实力、华语在当地的地位、以及华人的母语态度有关。
三是传承团队。是华侨还是华人，有没有新生代。华侨华人广泛参与，新生代积极投入，就反映出华文教育能力强，反之则弱。在印尼，不仅参与者众，而且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活力的新生代华文教师团队，这说明那里的华文教育能力是强的。还要补充一点。以往谈及海外华人社会时，往往忽略了少数民族同胞。海外的藏族同胞、维吾尔族同胞、哈萨克族同胞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应重视民族语言背景的华文师资的培养。
四是教学资源。是否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其适切性如何、创新性如何，是否利用新的科技手段，都反映出华文教育的能力。
2020年的疫情，给华文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适应后疫情时期的华文教育，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体现。
（二）海外华文教育具有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功能
海外华文教育是提升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方面军，其任务目前主要由海外国内外华文教育机构、教师、媒体承担。在华文教育的功能方面有了很多讨论，这里再从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功能方面做些讨论。
1. 培养国家急需语言人才的海外“实景课堂”
周庆生（2016）在谈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培养“双通”人才。所谓“双通”人才，是指能够熟练地运用国外语言，深刻了解国外社会文化、风土人情，能顺畅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这一认识是相当有见地的。如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除了在国内抓紧培养外，一个最佳的途径应该是海外华文教育，尤其是华侨子女的教育。
在海外华文教育对象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侨子女，约占10%（郭熙，20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侨居人员不断增加; 同时，新侨民的下一代保留中国公民身份的也越来越多。以西班牙为例，目前西班牙华侨有30多万，而巴塞罗那周边在读的华侨子女就有5000多人。这些华侨子女正是我国急需语言人才培养的基础。华侨的母语教育是侨民教育，是在海外的国民教育。除了提升语文水平，它担负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使命。这一点跟对华人的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教育有着质的不同。我国历史上的侨教曾经培养出大量的爱国人才，是侨民教育成功的体现。身处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子女，是国家的孩子。他们习得或通过学习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如果再能掌握好母语，学习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就能成为我们所说的国家需要的真正的双语跨文化人才。经过成功的国民教育，我们可以培养出一批热爱祖国、精通所在国语言文化的人才，这对国家未来的建设和对外交流都是极其重要的。
2. 中文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
让美丽的中文走向世界，是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组成部分。中文走向世界，是一种语言传播，也是一种文明传播，更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海外华文教育在中文传播中的抓手功能不可小觑。
我们曾指出，海外华文教育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中转站、辐射基站（郭熙，2012）。海外有6000多万华侨华人，有2万多所华校，还有大量的教师、媒体制作人等等。这些华侨华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能不同程度地使用华语华文，传授华语华文。一传十，十传百，几何级数的增长会给中文传播带来巨大的增值。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中文传播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在侨民中进行国家认同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帮助华人进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符合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海外华语是我们的语言资源，也是海外华人所在国家或者社会的一种资源。在海外谈华人民族传承更具优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不少州政府和有关方面，都对开展华文教育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荷兰、西班牙等地的华人学校里边都有当地的孩子，数量在不断增加。不同族群的孩子和谐相处。荷兰华校生中还吸引了当地成年学习者。在马德里一个西班牙语家庭，三个孩子接连送到同一家华校读中文。在马来西亚，到2019年，华小学生中华裔53万，友族学生达到9. 54万人，占总数的18%。在东马的沙巴，有的学校一半都是当地人，其中有一个学校全部是当地人。此外，还有不少印尼人、泰国人到马来西亚学习华语。
可见，通过华文教育的中转功能开展中文国际传播是可行的。2019年召开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换掉了沿用多年的名称“汉语国际教育”，引起了一些议论，海外华文教育界的朋友也来信询问。我对这次的名称更动持赞成态度。一个中文教育，一个华文教育; 前者以中文传播为目标，后者以华文传承为目标，正好形成一体双翼。这一更名的另一个可能的好处是，在国内或许会引起更多的人重视华文教育。
3. 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助推剂
海外华文教育还表现出了一个超出预想的功能，在客观上促进了海峡两岸华教界的沟通和理解，大家联手合力，取得了不少成就。
台湾地区有连续的华文教育推动机制，海外的台湾同胞有开展华文教育的丰富经验。开发新的语言和语言教学产品，满足不同层次学习者的需要，应该成为两岸的共同努力所在。我们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例如，两岸有不同的语言教学传统，各有自己的特色: 大陆在教材编写上种类多样，团队优势明显，而数字技术（台湾地区称“数位技术”）教学有良好基础，且已取得突出成就。
拥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是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两岸华教人士通过海外华文教育联系在了一起。北美最早开展汉语拼音教学、简体字教学的华校，都是台湾同胞办的。他们原来教注音字母和繁体字。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大陆人士子女进入学校，台湾同胞中的有识之士及时调整方案，设计不同的课程，适应不同需要，促进来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的联系和交流。发展到后来，随着来自大陆学生的增多，选择汉语拼音和简体字的也越来越多。到高年级，基本上都采用了汉语拼音和简体字。我在访谈结束的总结中说，一国两制，最早在海外的华文学校成为现实。
我们在访谈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台湾同胞教师对我们共同的国家的热爱，对中文的热爱，对中华文化那种忘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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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文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基于以上认识，为进一步提升海外华文教育能力，进而提高国家语言能力，下面就海外华文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布局等提几点建议。
（一）加强华文教育智库建设
对海外华文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人们指出的问题如“针对性不够、办学缺乏资金、师资缺乏、教学资源缺乏”等等，都是事实；操作层面的学习规律研究不够，教学对象背景研究不够，到底是“二语”教学还是“三语”教学研究不够，等等，这些也是事实。但在我们看来，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顶层设计（郭熙，2015）。郭熙和王文豪（2018）针对我国涉及语言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影响国家语言事业统筹布局，建议建立“大语委”，以此推动语言规划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说着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个部门可以随意擘画的。它需要一个脚踏实地的、了解华侨华人方方面面的、具有开放性的智库，形成海外华文教育的智库机制。
智库机制有助于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各种事实和数据，形成顶层设计的基础，也有助于推动“库员”进行“接地气”式的研究。例如，目前成立的22 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点的学校，只有一所大学有华文教育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学科点，而对国内其他开设汉语国际教育的本科院校的调查发现，几乎没有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的课程。不少汉语老师不知海外的华文教育是何物。对志愿者的调查也发现，他们学的课程到海外后无法跟当地的华文教育相结合。
可见，加强华文教育智库建设，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华文教育的功能，服务国家建设，是当务之急，应尽快摆到有关方面的议事日程。
（二）让“华文教育”回归本原
华文教育本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两个意思：（1）华文教育的主渠道是学校，但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担负着华文教育的责任；（2）学华文是华文教育， 用华文去学，更是华文教育，后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华文教育+ ”。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华文教育普遍被狭义化了，成了华文教学的代名词。主要原因是海外华文教育主要是通过华文教学来实现的，途径也比较单一; 另一方面，华文教育基本是靠华校进行，而华校主体上都是周末学校，课程单一，力量非常有限，基本局限在华语课堂教学。
语言存在于使用之中，也需要在用中学，单靠课堂是无法真正学会一门语言的。事实上，还有一支重要的华文教育力量——华文媒体，其作用被忽视了。海外华文教育人士中，不少都是因为学生时代在当地华文报刊上发表过习作而坚持了下来。此外，按照回归本原的思想，华文教育应该有其他专业的内容跟上，即华语+ 专业/职业（郭熙，2013），这样做到华语学习的学以致用，使学习成果得以巩固。
当然，我们也的确应该认识到当今华文教育的特殊性，区别对待学习者。我们曾经指出，中文教育里边有两种人，一种是母语或祖语教育的，一种是外语或二语的。对于祖语生来说，华文学习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是身份和文化上的（郭熙， 2017）。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华语，接受中华文化，但不能期待他们跟我们一样。
（三）积极推进新时代的侨民教育
华侨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不同于华人的母语或祖语教育。我们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也提出过一些建议（郭熙， 2015a、2015b）。上文又讨论了海外华文教育培养国家急需语言人才的功能。就大局而言，侨务工作首先要做好“侨”的事。及时调整海外华文教育的支持重心，积极推进新时代的侨民教育，把侨民教育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应该成为今后海外华文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现在，中国在海外没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侨民子女在居住国的主流学校读书，接受当地主流社会的国民教育，而华校的教学内容也与侨民子女的需求不匹配，缺乏全面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包括国情，尤其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不利于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建构。应把华侨子女的母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中通盘考虑，在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教育中充分考虑侨生的需求。通过侨民教育，可以让华侨子女获得系统的教育，对中国方方面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要注意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通过建设好侨校，还可以把一定数量的外国孩子（包括华裔子女）吸引到当地华校，与华侨子女共学中文，增加互动。
另一方面，最近这几年回国的侨民学习者增加，尚无专门学校，也需要有关方面多多关注。
（四）利用海外华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中急需两种语言人才：（1）中资企业中的当地语言人才；（2）中资企业中当地人员的中文人才。在这方面，海外华校大有潜力可挖。
华校的教师大多同时会中文和当地的语言文化，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可以通过这些老师培训中资公司的中方员工的当地语言，介绍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有利于中资公司工作人员和当地的语言文化交流和沟通，融洽员工关系等; 同时，当地华校教师也可以给中资公司当地员工教中文，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提高他们的适应性。
不少华校有自己的校舍和设备，除了周末中文班外，大多闲置，是一种浪费，开办夜校式或半日制的“双语”学校，可以使这些资源物尽其用。可以通过中资公司支持华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待遇，吸引或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华文教学工作，产生提高华语地位的连带效应。中资公司还可以通过华校，建立当地的“人脉”关系，推动中资公司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国内相关院校跟相关国家的华校实行点对点的交流，以提升教学质量，而国内高校也可以据此扩大在海外的影响。
（五）积极探索公益和市场结合的海外华文教育模式
传统华文教育主要依靠海外华人的“语言忠诚”来实现。但研究表明，这种语言忠诚度正在下降，认同感越来越弱，而华文的应用价值则越来越高。从靠募捐、义务支持转向教育市场看来已经是一个大的趋势（郭熙、王文豪，2018）。
在对各地华教人士访谈的基础上，我们建议推动公益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公益体现在华文教育是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公益事业，市场是语言市场的供需关系，也体现着对华文教育者付出的尊重。以前的华文教育主要靠公益、靠情怀，当下则是市场因素的影响力占比提升，已经可以称作“主导因素”。华文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语言市场的调节和支持。“一带一路”可能会给语言市场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澳大利亚墨尔本孙浩良先生办的新金山中文学校，现在有10个分校，2019年跟瑞泰科技公司合作上市。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2019年在校学生人数超过了6000名， 2020年因疫情有一些退学的，大约在5%～6%。目前全部学生都在上网课，出勤率保持在95%以上。
公益性与市场化运作并不矛盾。市场化运作是从语言市场的角度看的，没有市场，不能可持续发展，也就无法体现出作为一种服务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强调公益性，是因为要解决单一市场化的竞争引发的一些问题。这在国外一些地方已经非常突出，矛盾也不断激化，影响了华文教育的声誉。通过公益力量的干预，可以对一些不正常的竞争进行制约。公益事业部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推动华文教育者开展公益活动，例如对困难家庭的学生，可以通过奖学金的方式对冲学费。可以形成华文教育联盟，对收费标准、收入中的公益支出比例等作出行业规定等。
（六）重视海外汉语方言的作用
在海外华语传承中，人们似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中文标准语的教学和推广上，对方言在海外华人社会维系和中华文化传承的作用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些地方或人士甚至把方言看作华语学习的负担和障碍。
早期的海外华文教育，无论是传统私塾，还是一定范围内的学校，都使用方言教学；即使今天，在海外一些华文学校里，方言仍然是主要的教学语言。方言也是华人的身份标识。海外华裔在习得祖语方言的过程中，也在自然习得自己的一些文化。家庭是海外方言的最后堡垒。大量实例表明，要使孩子能够自然习得方言，家庭是关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天然的语言老师。此外，华人社区里宗亲会馆等也都是方言得以利用的场合; 而传统的戏曲、说唱乃至方言歌曲，更是重要的方言习得途径。
方言是当地华人跟祖籍国家乡联系的纽带。把方言当成华语传承的阻碍的看法是片面的，新加坡等地的一些教训值得吸取。目前泰国有大约1000万华人，60%来自中国潮汕地区，其中能够使用方言的已经很少，中文学习主要是采用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如果这些学习者有潮汕话作为基础，相信情况会大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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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海外华文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人才，保留和发展了海外的中华文化，积累了祖语传承的丰富经验，至今仍广泛地活跃在世界各地。从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战略高度可以看出，海外华文教育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华文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国家急需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其重要功能。我们要在新时代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就要在现实的基础上，重视华文教育智库建设，让华文教育回归本原，重启海外侨民的国民教育，及时调整国际中文教育的策略，发挥海外华文教育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桥梁、辐射作用，重视海外方言的保护和利用等。
今后一段时间，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和新冠疫情的冲击，海外华文教育必将出现新的局面。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及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如果能跟海内外华文教育机构团体形成合力，重视华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探索适应时代的华文教育模式，打造适应新时代的华语教学和学习产品，培养新型华文师资，让华文教育回归本原，那么海外华文教育必将具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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